孙男国藩跪禀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,九月十三日,接到家信,系七月父亲在省所发;内有叔父及欧阳牧云公臻函,知祖母于七月初三日因感冒致恙,不药而愈,可胜欣幸!高丽参足以补气,然身上稍有寒热,服之便不相宜,以后各领斟酌用之,若微觉感冒,即忌用此物,平日康强对,和入丸药内服最好,然此时家中,想已无多,不足可供明年一单丸药之用否?若其不足须写信来京,以便觅便寄回。四第六弟考试。又不得志,颇难为怀;然大器晚成,堂上不必以此置虑,闻大弟将来有梦熊①之喜,幸甚!近叔父为婶母之病,劳苦忧郁,有怀莫宜,今六弟一萦②得男,则叔父合饴弄孙③,瓜瓞日繁④,其乐何如?唐镜海先生德望,为京城第一,其令嗣极孝,亦系兄于承继者,先生今上六十五岁,得生一子,人皆以盛德之报。英夷在江南,抚局已定,益金陵为北咽喉,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,不得不仅为和戎之策,以安民而息兵,去年逆夷在广东,曾经就抚,兵动去六百万两,此次之状,外间有言有二千一百万者,又有言此项皆劝绅民捐输,以动帑藏者,皆不知的否?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,各处防海之兵,陆续撤回,天津亦已撤退,故扶之便,系伊里布耆英及西江总督牛鉴三人,牛鉴有失地之罪,故扶局之后,即革职拿问,伊里布去广东,代奕山为将军,耆英为两江总督,自英繁华滋扰,已历二年,将不知兵,兵不用命,于国威不少损失,然此次议抚,实出于不得已,便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,四海晏然安堵,则以大事小,乐天之道,孰不以为上策哉?孙身体如常,孙媳及曾孙兄妹并皆平安,同县黄晓潭荐一老妈吴姓来,因其妻凌虐婢仆,百般惨酷,求孙代为开脱,孙接至家住一日,转荐至方夔卿太守处,托其带回湖南,大约明春可到湘乡,今年进学之人,孙见《题名录》,仅认识彭惠田一人,不知廿三上都进入否?谢党仁吴光照取一等,皆少年可慕,一等第一,《题名录》刻黄生平,不知即黄星平否?孙每接定信,常嫌其不详,以后务求详,虽乡间田宅婚嫁之事,不妨写出,使游子如仍未出里门,各族戚家,尤须一一示知,幸甚!敬请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余容后呈。孙谨呈。(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)①梦熊:以前称生儿子为梦熊。②一索:即第一胎。③含饴弄孙:含着饴糖追小孙子,形容老年人恬适的乐趣。④瓜瓞日繁:比喻子孙满堂。瓞:小瓜。孙儿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九月十二日,接到家信,是七月间父亲在省城发的,信中有叔父和欧阳牧云的信函,知道祖母在七月初三日感冒,没有吃药便好了,令人欣慰,高丽参足以补气,便身上稍微有点寒热,吃了就不合适,以后一定要反复斟酌后才可以服,平日身体康强时,把它和在丸药里吃最好,然而现在家里想必也没有多少了,不知还可供应明年一个单子的丸药用不?如果不够,要写信到京城,以便找便人带回家。四弟六弟考试,又没有考中,很难为情,但是古人云:大才往往是晚年成就,堂上大人不必为了这件事而忧虑,听说六弟将有生儿子的喜兆,很幸运!近来叔父为了婶母的病又辛苦以又忧郁,心里有话难以表达,现在六弟第一胎便怀了男孩,那么叔父贻养天年,子孙满堂,晚景是如何的甜美啊!唐镜海先生的品德威望在京城里是首屈一指,他的儿子十分孝敬,也是从兄长处过继过来的,先生今年六十五岁,生了一个儿子,人家都说这是他积满了的德行所得到的报偿。英国人在江南一带,当局安抚的决策已定了下来,因金陵是北面的咽喉之地,英国人既然已经扼住这个要害,我方不得不从权变而采取和番的策略,以安定百姓,平息战火,去年英国侵略者在广东,曾经接受安抚,花了六百万两兵费,这次的费用,外面传闻是二千一百万,又传说这项费用都是劝导绅士和百姓捐款,不动用国库,都不知道的确不的确?现在洋船已经全部出海,各处防海的兵陆续撤回,天津也已撤回,和谈的使节,是伊里布、耆英,以及两江总督牛鉴三个,牛鉴有守地失守的罪过,所以和谈以后,马上要革职拿问,伊里布去广东,代替奕山为将军,耆英为两江总督。自从英国侵略者滋事骚扰,已经两年,带兵的不懂得如何打仗,当兵的不努力作战,不听号令,对于我国的威望损失不小,在而这次议和,实在是出于不得已,假若能够使洋人承受天命,谁说不是上策呢?孙儿身体如常,孙媳妇及曾孙兄妹都平安,同县黄晓潭推荐一位吴老妈子来,因为黄晓潭的妻子虐待下人,十分惨酷,因此叫吴老妈子到孙儿处,求得一个开脱,孙儿接她在家里住了一天,转荐到方夔卿太守家,托他带回湖南,大约明年春天可到湘乡。今年进学的人,孙儿看见《题名录),只认识彭惠田一人,不知道我乡二十三都、二十四都有人进学没有?谢觉仁、吴光照取一等,都是少年,令人羡慕,一等一名,《题名录》刻黄生平,不知道是不是黄星平。孙儿每次接到家信,常常嫌信写得不详细,以后务请写得详细明白,虽说是乡晨土俗,房屋、婚姻嫁娶的事,不妨都写上,使在外的游子好像仍旧在家里一样,各族亲戚家的事,尤其要一告知,拜托了!敬请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,其余容以后再禀告。孙儿谨禀。(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)

如果说倡言“抚事”已属不易,那么,操作“抚局”就更是为难。事实上,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“抚夷”的使命后,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:一方面,桀骜不驯的“逆夷”不肯“就抚”;另方面,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。两边的来头都很大。“前者以兵势追之,后者以权势压之”,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,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,对“鬼子”扮笑脸,对“主子”做鬼脸了。耆英等人如何对“鬼子”扮笑脸,《天朝的崩溃》一书中多有描述。但我认为其中最可笑的,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“全权公使大臣”璞鼎查的照会。牛鉴在照会中说,这一次“和好通商之事”,不但江南带兵之员,便是“扬威将军”奕经,也都不敢上奏的。是我牛鉴不顾后果,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”,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。然而,当此“讲和之际”,“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,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,反启兵端”。于是牛鉴质问道:“试问贵国信在何处,义在何处?”牛鉴的话说得振振有词,然而今天看来却极为可笑。按照牛鉴的逻辑,如果不是我牛某人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”,你们这些“逆夷”想要“讲和”,原本是讲不成的。那么,不看僧面看佛面,看在我牛鉴“冒死陈奏”的面子上,也该客气一点吧?你们倒好,恩将仇报,把兵船都开来了!这岂不是太不够哥们,太不够意思,太不给“本部堂”面子,存心要破坏和谈的“大好局面”吗?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?听听,听听,这都是些什么话!这哪里是“天朝大吏”办外交,简直就像是江湖黑帮“吃讲茶”!至于谴责对方破坏和谈的“大好局面”,则更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,“鬼子”是不吃这一套的。牛鉴此言,岂非“对牛弹琴”?更不像话的是,牛鉴把皇上和同僚都给“卖”了。按照他的说法,皇上不肯言和,同僚又不敢具奏,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,只有他牛某够哥们。这又是什么话!幸亏当时无人深究,要不然,他牛鉴有几个脑袋?看来,牛鉴实在是被逼急了。急不择言么!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,两头哄骗。1842年5月17日,英军重兵逼进乍浦,耆英闻讯大惊失色,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,即派伊里布前往,“体察情况,设法羁縻,宣布天威,示以大义”。可惜“逆夷”并不害怕什么“天威”,也不讲什么“大义”,反倒发来一份照会,态度恶劣,语气强硬,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。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,也不敢如实上奏,反倒继续撒谎,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,道是“该酋深知感激,只求通商(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),言词尚为恭顺”。至于自己的对策,耆英的说法是:“当此逆焰方张、战守两难之际,固不敢轻言攻剿,亦不敢专恃羁縻,惟有恃以镇静,殚心竭力,相机办理”,全是一派空话!其实哪有什么“镇静”,又哪里“镇静”得起来。乍浦失陷,吴淞告急,耆英、伊里布火烧屁股,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,“一路尾追英军讲和”。然而“鬼子”却不跟他们讲,万岁爷也不同意。7月9日,道光皇帝下旨,道是“若再事羁縻,不特与事无益,且恐有伤国体”。于是下令:著耆英、伊里布与牛鉴等人“专意剿办,无稍游移”。耆英等人这次决计抗旨。他们很清楚,什么“专意剿办”,“逆夷”不再进攻就是好事!什么“无稍游移”,皇上本人就一再“游移”。果然,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,道光皇帝就“游移”了,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,一份据说是英军“大元帅吴夏密”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“告示”。现在可以肯定,这份“告示”是伪造的,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。因为“大元帅”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,“吴夏密”则实在不知是为何人。因此可以断定是伪造。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,茅海建先生则认为不是。但无论是何人伪造,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。这份“英军大元帅吴夏密”的“告示”说:五年前,“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”,故“清国不许通商”。为此,我国“命我求和”。又因有人“诈我”,“不肯保奏朝廷”,只好发兵扣阙,意在“杀尽奸徒”,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。尔等只管安居乐业,“毋得惊慌乱窜”。十日之内,本帅将“整顿三军,再扣北阙,直抵京师,自行讲话”,尔等百姓,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。显然,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“安民告示”。尤其是那个“只反贪官,不反皇帝”的说法,十分符合中国逻辑,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。事实上,这场战争一开始,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,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“委屈”来“告御状”的“外藩”。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,就被译成“求讨皇帝昭雪申冤”(其实意思是“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”)。这次也一样,也是来“告御状”。既然是来“告御状”,当然要“讨个说法”。如果地方官“不肯保奏朝廷”,也就只好“直抵京师,自行讲话”了。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。何况,“命我求和”,是他喜欢听的;“奸臣诈我”,也是他相信的;而“直抵京师,自行讲话”,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。于是决定:既然如此,那就还是“设法羁縻”,“抚贼”了事!不过,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。他指示耆英等人:“应守则守,应剿则剿,断不可稍存畏葸,致懈军心,是为至要!”对于英方的条件,他也一再讨价还价,不肯批准,而要耆英他们去讲道理。他天真地认为:“该逆既来诉冤,经此推诚晓谕,当可就我范围。”这下子牛鉴急了,只好说出实话:“危迫实不可言!伏求皇上速决大计,以拯民命!”大概这一回道光皇帝总算是明白了。什么“诉冤”,什么“求和”,都是扯淡;什么“恭顺”,什么“感激”,都是假的。只有咱们打不赢了才是真的。但他还是不明白:我堂堂“天朝上国”,怎么就打不赢那“蕞尔岛夷”呢?这当然说来话长,但其实只说一条也就够了:“岛夷”们战也好,和也好,都不用千里迢迢来回请旨的。不像咱们,事无巨细,都得您老人家“恩准”。因此,他们也用不着撒谎。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,九月十三日,接到家信,系七月父亲在省所发;内有叔父及欧阳牧云公臻函,知祖母于七月初三日因感冒致恙,不药而愈,可胜欣幸!高丽参足以补气,然身上稍有寒热,服之便不相宜,以后各领斟酌用之,若微觉感冒,即忌用此物,平日康强对,和入丸药内服最好,然此时家中,想已无多,不足可供明年一单丸药之用否?若其不足须写信来京,以便觅便寄回。

四第六弟考试。又不得志,颇难为怀;然大器晚成,堂上不必以此置虑,闻大弟将来有梦熊之喜,幸甚!近叔父为婶母之病,劳苦忧郁,有怀莫宜,今六弟一萦得男,则叔父合饴弄孙,瓜瓞日繁,其乐何如?唐镜海先生德望,为京城第一,其令嗣极孝,亦系兄于承继者,先生今上六十五岁,得生一子,人皆以盛德之报。

英夷在江南,抚局已定,益金陵为北咽喉,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,不得不仅为和戎之策,以安民而息兵,去年逆夷在广东,曾经就抚,兵动去六百万两,此次之状,外间有言有二千一百万者,又有言此项皆劝绅民捐输,以动帑藏者,皆不知的否?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,各处防海之兵,陆续撤回,天津亦已撤退,故扶之便,系伊里布耆英及西江总督牛鉴三人,牛鉴有失地之罪,故扶局之后,即革职拿问,伊里布去广东,代奕山为将军,耆英为两江总督,自英繁华滋扰,已历二年,将不知兵,兵不用命,于国威不少损失,然此次议抚,实出于不得已,便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,四海晏然安堵,则以大事小,乐天之道,孰不以为上策哉?

孙身体如常,孙媳及曾孙兄妹并皆平安,同县黄晓潭荐一老妈吴姓来,因其妻凌虐婢仆,百般惨酷,求孙代为开脱,孙接至家住一日,转荐至方夔卿太守处,托其带回湖南,大约明春可到湘乡,今年进学之人,孙见《题名录》,仅认识彭惠田一人,不知廿三上都进入否?谢党仁吴光照取一等,皆少年可慕,一等第一,《题名录》刻黄生平,不知即黄星平否?孙每接定信,常嫌其不详,以后务求详,虽乡间田宅婚嫁之事,不妨写出,使游子如仍未出里门,各族戚家,尤须一一示知,幸甚!敬请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余容后呈。孙谨呈。(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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